受公募基金牌照估值“缩水”等因素影响，信托业正呈现出批量减持所持有的公募基金股权的趋势。日前，金信基金发布股权变更公告称炒股配资炒股配资，经证监会核准，原第二大股东安徽国元信托将其持有的31%股权全部转让给宋思颖、杨超、孔学兵、刘吉云及汇巨未来投资（深圳）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。至此，历时两年多，金信基金原第二大股东国元信托正式“清仓”退出。在此之前，包括天津信托、中融信托、华宸信托、外贸信托等多家信托公司抛售了自己手中的基金股权。对此，业内专家表示，未来出清仍将持续，但交易重点会从“牌照”转向“能力”，没有投研和业绩支撑的中小基金股权，即便折价可能也难觅买家。
金信基金31%股权被“清仓”
金信基金公告显示，原股东安徽国元信托退出，股权变更后，金信基金股权结构为：深圳市英华柏涛投资有限公司持股34%，仍为第一大股东；深圳市巨财汇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8.5%，为第二大股东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次受让金信基金31%股权的5名股东并非外部资本，均为金信基金管理层和员工。
其中，金信基金总经理宋思颖受让比例最大，持股比例从0.1%跃升至12.84%，成为公司第三大股东，其于2015年加入金信基金，历任总经理助理、副总经理、常务副总经理，今年7月升任总经理一职；员工持股平台汇巨未来投资（深圳）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持股比例升至5.19%；此外，刘吉云、孔学兵、杨超三人各自持股4.99%。
早在2024年1月，国元信托就在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所持金信基金31%股权，转让底价定为3720万元；2024年3月，金信基金向监管部门提交股东变更申请材料；2025年4月，证监会反馈意见指出，资产评估报告已过有效期，要求补充说明；直至2026年7月30日，监管核准了宋思颖、汇巨未来投资成为金信基金持股5%以上股东。
“国元信托清仓金信基金股权，可能受监管引导信托机构回归主业的影响，通过剥离部分金融机构股权，回笼资金用于业务转型。股权由金信基金管理层和员工平台接盘能绑定团队利益，管理层收益直接和基金公司长期盈利、规模、品牌挂钩，减少短期化经营行为、降低核心投研团队流失风险。”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研究员喻智表示。
对于国元信托为何退出金信基金？业内专家普遍认为，一方面是信托公司聚焦主业的监管要求，公开信息显示，国元信托的战略定位是立足区域，“做深区域展业、做优业务结构、做精资产配置，推进业务协同与联动”，转让金信基金股权或是其主动“瘦身”的选择。另一方面，金信基金在行业内排名百名开外，对股东净利润贡献有限。
信托批量减持公募基金股权
国元信托退出金信基金，只是近年行业的一个“缩影”。2026年8月，天津信托减持了天弘基金，挂牌转让天弘基金4.99%股权，底价为15.67亿元。转让完成后，天津信托持股比重从16.8%降至11.81%，从第二大股东退居第三大股东。
中融信托退出中融基金同样为大手笔。2023年，中融信托以底价约15.04亿元公开挂牌转让所持中融基金51%股权，受让方为国联证券，其大股东经纬纺机在公告中明确表态，此举旨在“促进业务回归信托本源，削减非信托主业投资”。
并非所有信托都能如愿退出。2025年11月，华宸信托在内蒙古股权交易中心首次挂牌，拟“清仓”转让所持华宸未来基金40%股权，挂牌底价为1720万元，但未能征集到受让方；二次挂牌底价直降至480万元，降幅超过72%，最终流拍。类似的僵局也出现在中航信托和外贸信托身上。中航信托持有的嘉合基金27.27%股权自2022年底起多次挂牌，仍未成交。外贸信托曾于2024年两度挂牌转让宝盈基金25%股权，并多次延长挂牌期限，也同样面临成交困难。
对此，喻智表示，近年信托机构对中小公募股权批量出清，一方面，监管引导信托业回归主业，信托机构主动瘦身、处置部分金融机构股权以回笼资金，优先投入自身的业务转型、改善经营状况；另一方面，公募行业“马太效应”加剧叠加监管趋严下基金降费潮，中小公募盈利空间被持续压缩，信托机构处置这类股权的意愿较强。
“批量出清是信托业转型与公募业分化的双重结果。”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分析，退金令推动信托回归主业，中小公募股权从战略资产变为非主业资产。同时费率改革压缩盈利，头部集中加剧，排名百名外机构在渠道、人才、产品上均处劣势，股权财务价值缩水。供给放量而承接意愿弱，流拍频现。“未来将呈现分化的趋势，头部公募少数股权仍有配置价值，中小公募单纯财务参股难出手，除非进行控股权转移和治理重构。地方国资和券商系可能成为主要接盘方，前者着眼区域金融布局，后者追求牌照协同。”田利辉表示。
盈利模式转变 行业面临考验
根据相关公告，金信基金管理规模约240亿元，交易完成后，以创始团队殷克胜为核心的管理层合计持股比例升至66%。也就是说该基金彻底转向“管理层主导”的治理模式。不过，在业内专家看来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。
这对金信基金这样的中小公募来说是一种考验。管理层控股看似掌握了自主权，实则压力更大。过去还有国资股东的信用背书，现在完全要靠团队自己在市场里拼杀。一位知名基金管理人士表示，240亿元的管理规模在行业里仍处于中下游，缺少头部渠道加持，也没有超强的业绩IP，仅靠利益绑定员工能否实现规模突破，还要打一个问号。
“另外，对国元信托这类信托公司而言，卖掉股权很简单，难的是卖掉之后的路怎么走。回归本源不是一句口号，最终要落到主体业务上。”有业内专家直言，过去依赖非标融资的盈利模式难以为继，家族信托、服务信托、产业信托这些新赛道，能否真正做起来、能否撑起足够的利润体量，才是对管理层真正的考验。“剥离非核心资产只是第一步，把主业做深做精，才是最终目的。”该业内专家称。
田利辉进一步分析称，中小公募牌照红利消退，国元选择挂牌锁定收益，管理层持股，但优劣势并存。由于基金公司核心资产是人力资本，股权可绑定利益、稳定团队、降低代理成本，优势是激励长期化，减少短期行为；劣势则是若分红主要来自管理费而非超额业绩，激励会异化为分红工具，与基民利益错配；加上股权分散且多卡在5%以下，治理改善有限。关键看未来业绩与持有人回报能否同向。
在行业观察人士看来，真正驱动国元信托清仓退出的，是整个信托行业的底层逻辑发生改变。五六年前，信托公司扎堆参股公募基金、争抢牌照，走的是“全牌照扩张”的路子——手里同时握有信托、公募、私募牌照，非标和标准化业务两手抓，规模越大越好。那时是行业粗放增长的阶段，多一块牌照就多一种可能性。而现在，信托“三分类”改革落地，监管的导向非常明确：回归信托本源，聚焦主责主业。在这个大方向下，参股一家中小公募，既不能和信托主业形成协同，又长期占用资本金，贡献的收益还不如一笔常规信托项目的管理费，剥离就成了非常理性的选择。
“破解之道在于，国元聚焦信托本源炒股配资炒股配资，提升主动管理能力；金信把股权自由度转化为体系化投研投入，在权益投资上形成不依赖单一人的可持续能力。股权结构可一夜改变，但能力改善没有捷径。”田利辉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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